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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69万件90%来自北京紫禁城旧藏

admin 沉香手串 2021年05月06日

  2019年1月16日至2月24日,日本东京博物馆举办“书圣之后——颜真卿及其时代书法特展”,因为展出作品中有台北故宫博物院出借的稀世珍宝《祭侄文稿》,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也把民众的目光再次聚焦到故宫的另一半——台北故宫博物院。

  世界上只有一个紫禁城,却有两个故宫博物院,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台北,一个诞生于1925年,一个落成于1965年。历史的因缘际会,导致一宫文物分两岸,海峡两岸各有一个“故宫博物院”。

  1948年11月,随着淮海战役(称之为“徐蚌会战”)的打响,部队节节败退,南京国民政府岌岌可危,行政机构准备撤退台湾的同时,他们也在为经济、文化迁台做准备。经济迁台,无非是黄金渡海;文化迁台,则是载体迁台,一方面抢运重量级学术专家,一方面决定将北平故宫博物院珍品文物紧急装箱,空运南京(在地下党的阻挡下未果),然后和抗战时的南迁文物一同运往台湾。文化迁台,还将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的文物,中央图书馆的图书善本,以及包括中英《南京条约》在内的外交文书等一并运走。故宫文物跨海迁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由教育部政务次长杭立武负责。1949年2月22日,随着最后一批文物运抵基隆,日后组建台北故宫博物院所需的几乎全部家当也凑齐了。

  由南京迁往台湾的文物共分三批,起运时间分别是1948年12月22日、1949年1月6日和1949年1月29日。

  1948年12月,由登陆舰改造成的“中鼎轮”运输舰,在南京码头靠岸,海军家眷们听说这艘船即将开往台湾,蜂拥而上。如此一来,这艘原本为了运送“国宝”的轮船就没法完成它的任务。海军司令只好亲自上舰,劝说家属们离开。直到12月22日,装载着772箱文物(其中故宫文物320箱)的“中鼎轮”,从南京起航,经过四天的海上漂泊,抵达基隆港。由于台中一带的气候较为干燥,适宜文物存放,这批文物被运送到台中,临时存放在台中糖厂的仓库中。

  在第一批文物运走后的十几天,杭立武又开始负责实施第二批文物迁台。这次共运出文物3502箱,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其中属于故宫博物院的文物1680箱。由于数量多,而海军也没有多余的军舰,杭立武只好临时租用了招商局的“海沪轮”商船,于1949年1月6日从南京装船出发,1月9日抵达基隆,然后运往台中。在这批迁台文物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清代乾隆朝《四库全书》,原藏于紫禁城文渊阁,是当时七部《四库全书》中制作最精良、缮写最完整的一部。此外,还有属于故宫文物珍品的宋元瓷器若干,包括世界上仅存的汝窑无纹水仙盆、宋高宗最喜欢的汝瓷奉华纸槌瓶、定窑婴儿枕等。原本存于南京的全部青铜器也装上了“海沪轮”,曾经,这批国之重器的发现,使中国历史上溯到三千年前。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北平处于解放军包围之中,形势直转急下,长江以北已经找不到可以用来运输文物的船只,只好由海军派出运送军需物资的“昆仑号”兼送第三批赴台文物。因“昆仑号”行程紧迫,在南京只能停留24小时,杭立武只好先将文物装箱运送到南京下关码头附近,露天堆放,堆积如山。1948年1月28日,“昆仑号”抵达南京,海军司令部人员携带家眷和行李纷纷抢先上船,挤占了船舱。

  当时正值年关,码头工人已经放假,经过反复协商,在同意发放新年特别奖金后,工人们才答应出工。然而,由于轮船上的空间所剩无几,文物只能放到甲板上,即便如此也只运送了待运文物的四分之一。“昆仑号”因载运过重而倾斜,当舰长宣布起航时,杭立武又派人送来了四只大箱子,里面装的是当年汪精卫送给日本天皇的礼物,包括木镂雕镶翠玉屏风等国宝,它们是抗战胜利后从日本追讨回来的第一批文物。已经超载的“昆仑号”再也装不下那四只大箱子,当舰长得知这批国宝的来历后,命人将官兵寝室的办公桌椅全部拆除丢下轮船,这才将四箱文物搬上船。在第三批迁台文物中,最著名的是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此后,还于1949年11月29日、12月9日进行了两次国宝空运,运走了河南博物馆的甲骨、铜器、唐三彩以及张大千临摹收藏的敦煌壁画等一大批国之重宝。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12月前后一年间,共计5606箱文物被运往台湾,其中3879箱25万多件文物在1965年入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而这里面有2972箱来自紫禁城。

  值得一提的是,迁台故宫文物都来自存放于南京的抗战南迁文物,大约被运走了四分之一精品,而原计划运送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物的打算落空。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接到政府要求空运北平本院文物的命令后,在职工联谊会和博物院高层管理人员的支持配合下,迟迟没有行动。当时,中共地下党通过马衡在解放区的亲属,与他取得联系,要求他尽可能拖延空运北平文物。于是,马衡“磨起洋工”,先布置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工作人员誊写装运文物的目录,报送南京行政院审定,然后又让工作人员准备包装材料,并嘱咐“不要求快”,务必不能让文物损坏。直到平津战役打响,天津解放,北平军队被重重包围,故宫文物仍未运走一件。南京国民政府一再发来电报催促其南下,马衡强调大战临近,机场不安全,文物不能起运,他本人也不便南下。这样不久,北平和平解放,故宫博物院本院的文物得以保留下来。

  根据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南迁时“山洞藏宝”的经验,迁台文物送往台中后,便于1953年在糖厂附近山中开凿了山洞,用以存放文物,然而,洞穴湿度太高,并不利于文物存放,几年后,台湾当局又决定在台北近郊外双溪兴建一座现代化建筑,供存放、展览文物之用。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落成并投入使用,至此,这批离开紫禁城颠簸流离33年的国宝,终于在祖国宝岛有了一个像样的家。

  经过近年清点,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文物共计69万件,其中90%来自北京紫禁城旧藏和遗存。由于展出场地的限制,台北故宫博物院每次仅能展出1700余件文物,如此三个月换一次展品不重样,需要100年才能将所有文物展览一遍。

  两岸故宫同出一源,折射出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由于当年败退时运力有限,迁台文物挑选了精品中的精品,有人误解说北京故宫“有故宫,没文物”,台北故宫博物院“有文物,没故宫”,那么,实际情况到底如何,谁更胜一筹呢?

  平心而论,一宫文物分两岸,两个故宫各千秋!台北故宫博物院众多明星文物中,知名度最大的似乎是“猪肉形石”“翠玉白菜”,观光客来此,多喜欢寻找这两件“白菜猪肉”宝贝,一睹为快。其实,在行家眼中,最令人艳羡的是汝窑精品和大量文献字画。由于观众与专家的欣赏水平不一样,台北故宫公布的十大国宝,分为专家版和观众票选版两类,其中前者为散氏盘、汝窑天青水仙盆、镶珊瑚松石坛城、《溪山行旅图》《早春图》《万壑松风》《快雪时晴帖》《尔雅下卷》《康熙大藏经》《帝鉴图说》;后者为翠玉白菜、龙形佩、大雁玉带饰、《清明上河图》《快雪时晴帖》、清高宗夏朝冠、掐丝珐琅天鸡尊、汉六朝玉角形杯、清乾隆香山九老、竹丝缠枝番莲多宝格圆盒。两个版本中唯一有交集的,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也就是第三批迁台文物之一。

  另外,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西周青铜器300多件,一半有铭文,最著名的是毛公鼎;宋画943幅,以大尺幅的精品傲世;宋瓷中的汝窑、清瓷中的古月轩,90%都在台湾;而清代军机处的宫中档奏折、起居注册、满文老档、《四库全书》《永乐大典》《宣和画谱》等大批善本图书也都藏在台湾。总之,台北故宫博物院69万件藏品堪称中华文化艺术宝库。

  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180余万件藏品同样无可匹敌。这里珍藏着全国六分之一的传世瑰宝,历代青铜器、陶器、工艺品、玉器、钟表、铭刻、书画等大批精品不计其数,令人目不暇接。新中国成立至今,新入藏文物24万余件,其中溥仪出宫带走的《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等精品字画,以及流落民间的怀素和尚狂草《食鱼帖》、王献之《中秋帖》、王询《伯远帖》等稀世珍宝也都被斥巨资购回。而且,限于运力,大多数明清家具,如皇帝宝座等,都没能搬走运台。

  当然,正如文物专家所言:文物自有其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是不可以互相替代的。两岸故宫的收藏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只有从整体上来看待,才能全面地认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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