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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招工难”凸显博弈困境

admin 沉香手串 2021年03月19日

  一段时期以来,不少地方出现了比较突出的“招工难”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有效解决这一问题?2月中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中西部六省进行了调研。调研情况表明,结构性“招工难”问题的确存在,并且可能会呈现出常态化、扩大化的趋势,背后的深层原因,是转型期劳动力市场的博弈困境。

  1.五个老特点:季节性。春节前后中小企业“大进大出”脉冲式用工、加工出口型企业“短、小、急”订单导致的“急招急退”用工,导致劳动关系一年一议、“一单一议”的劳资谈判。农民工“短工化”趋势也是劳动者以脚投票、寻找更好就业机会、停工无声抗议等软性维权的反应方式。

  区域性。老一代农民工远离家乡忍受不公平待遇到东部沿海地区打工,是预期通过几年打拼能够快速积累起在农村改善生活的收入。目前,上一代农民工在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开始越来越多地选择在本地务工,但东部沿海地区仍是年轻劳动力外出打工的首选地区。这说明吸引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已从早期的纯“工业化”因素逐步转向“工业化”与“城镇化”因素并存。与此同时,中西部大中城市“工业化”加速、对熟练劳动力资源的需求增加。

  行业性。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传统制造业以及“脏、累、苦、险”行业长期存在“招工难”,说明一线工人的收入分配还没有充分体现其应有的补偿水平,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和结构调整的背景下,上述行业也需要与时俱进地对原有的观念、管理模式进行调整。

  年龄歧视。大量城镇“40、50”人员、农村35岁以上尤其是妇女劳动力,企业普遍不愿意招用。这种年龄、性别歧视反映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缺乏有效规制、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放任自流、过度市场化,使企业形成奢侈的劳动用工模式,也是社会对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技能不匹配。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外部性”特征,中小企业普遍不愿对其“短工化”员工进行培训。与日本相比,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并没有形成一支稳定的、有深厚技术积累的产业工人大军。

  2.五个新情况:大企业内迁造成冲击。过去两年,一些劳动密集型大企业如富士康等内迁,提高了当地工人工资水平,对其他企业招工形成了冲击效应。

  就近就业。安徽、河南农民工省内就业转移已超过省外转移,四川、陕西农民工回流呈上升趋势,劳动者就近就业趋势明显。

  供需同比下降。调研六省的情况反映,今年劳动力市场供需数量都下降。成都九眼桥劳务市场今年春节后三周求职者每天最高不足4000人,不到去年同期一半。进场招工企业数量也下降1/3,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对企业用工决策的影响已经初步显现。

  劳动力市场摩擦加剧。劳动者春节后返工返岗时间普遍推后,2012年较往年平均推后3天左右。城市生活刚性成本上升,劳动者就业收入期望普遍提高,而中小企业消化成本上涨的能力有限。

  新生代工人“短工化”明显。新生代务工人员择业期望值普遍提高,不仅为了赚钱,也更看重就业质量和生活体验。成都一家大型超市去年招聘2000多人,其中在3—6个月内辞职的占一半,甚至出现什么都不要的“裸辞”现象。

  目前出现的“招工难”具有明显的结构性成因,主要发生在以青壮年农民工为主要劳动力、利润较薄的中小企业群体,尤以东部沿海地区出口加工型企业居多。课题组认为,招工难的实质是中小企业和农民工这两个在当前经济转型时期摩擦性劳动力市场的博弈困境问题。大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对大学生群体而言并不存在招工难问题,更主要地表现为“就业难”。

  “招工难”反映了两个成效:多年以来的转方式、调结构有了一定的实质性进展。区域性、行业性“招工难”常态化说明产业梯度转移和区域协调发展有所进展;国家的“三农”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使部分农民选择了留乡务农。

  结构性“招工难”也反映了五个滞后:1.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地方注重产业园区工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工人聚集区生活基础设施配套不够。2.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农民工在城镇就业缺乏相应社会权益,在公共服务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和不公平。3.企业用人观念滞后于经济转型步伐。“招工难”是相对于过去农村年轻劳动力无限供给、农民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时期而言。在中国社会经济不断进步的进程中,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发展模式终究难以为继。4.劳动者技能提高滞后于经济发展需要,这种结构性矛盾反映了国家人力资本战略需要重新调整。5.社会保障全国统筹滞后于劳动力全国流动的需要,阻碍了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配置。

  “招工难”是充分竞争条件下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调节人力资源供求关系的正常反映,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有利于营造全社会广泛关注企业用工和劳动者权益的良好氛围,有利于倒逼企业转型发展、提高劳动者地位、改善劳动者就业质量。

  但结构性“招工难”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缓解,也不利于企业的稳定发展和劳动者权益的保障,不利于中国稳定中低端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并且会导致国家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和整体经济效率低下。为此,课题组提出了短期对策和长期政策建议。

  短期政策要突出缓解中小企业困境、加大公共就业服务力度。首先,进一步改善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提升就业吸纳能力。一是对中小企业实施差异化社保缴费政策鼓励提高工资水平。中小企业社保缴费工资基数大都在缴费上限以下,正规缴费比例超过40%,相比大企业要高。从调查中了解到,部分省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降低中小企业缴纳基数的政策有助于工人收入提高。二是推进劳动密集型小企业贷款贴息工作。对贷款额度在 100万元—500万元之间的,由同级财政根据财力情况按照同期基准利率实行不同比例如50%—25%的贴息。这方面合肥市的经验值得借鉴推广。

  其次,加大公共就业服务力度。地方政府和行业组织要加大用工信息的监测收集和发布力度,加大组织面向一线劳工的公益性免费招聘会和推介会,取消对求职者的劳务中介收费,关停有偿服务的职业中介机构,进一步加大对民办免费招聘会的补贴力度,并逐步建立起全国统一、规范、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大力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产业,扶持社会化就业服务机构发挥准公共就业服务作用,提高就业信息和劳动力的有效供给。

  中长期政策要集中于职业技能教育和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第一,以职业技工培训学校为主体加大劳动者培训投入。广东调研经验表明,凡就读技工学校的毕业生一般有技能就业意识,职业生涯预期稳定,出现“短工化”现象少。因此,要把办好技工学校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来抓,改变特定时期“以学费养学”的办学模式,由公共财政负担技工院校的全部培养经费,对初高中毕业生就读技工院校实行免费。将教育附加费切块给技工院校,确保技工院校获得经费支持。职业技能培训工作重点应该以劳动部门的技工学校为主。

  第二,加快农民工社会融合。推广部分省市实行的积分制入户城镇政策,推进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住房保障、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问题,让外来工人享受廉租房政策。以产业群为中心统筹推进政府公共管理、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并带动“城市群”协调发展,积极推动专业化、高效率的社会管理进社区,加快农民工的社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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